北京城市学院的青年学者张文潇把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传统栗子产地“古木县”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栗子的故事：农产品流通体系转型的人类学研究》。而在小小栗子的背后，其实有一幅很大的图景，能从一种农产品流通的视角，看到几十年中国经济和城乡关系的变化。在古木，当地供销社在20世纪末难以为继之后，曾因出口贸易失败而遭受500万元的损失，2004年破产。经过司法程序，最终仅对赊销农户赔偿了少部分资金，这对包括张文潇家庭在内的8个基层供销社、324户社员产生巨大影响。经过细致研究，她把这桩案子的来龙去脉还原，并从中提炼总结供销社体制在经济转轨时期的得失，也看到活生生的人在面对变革时如何应对。

不要用电商“全覆盖”这样的话语

第一财经：供销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电商时代。从古木栗子的商业经营历史来看，你会怎么比较这两种流通形式？

张文潇：很大程度上，供销社对古木县的影响持续到现在。在特定的年代，供销社为乡民提供了一些生活物资，并销售他们的产品。我写到小豆庄供销社破产的那一年，1995~1996年的时候，农民一听说供销社不收板栗了，就特别慌神。有从供销社院墙往里扔板栗的，有从门下往里塞的，还有从门市往里闯的，就是拼命想把板栗卖到供销社。他们非常相信供销社，相信它能给到相应的报酬。这就是乡民跟供销社的交易关系，也很大程度构筑了乡民生活下去的基础和资金来源。

我们也能看到，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完全的计划性或单一的市场主体跟农民直接面对面，会出现很多的农户利益问题，在哪种程度上他们得到了保护，哪种程度上可能受损，这是非常需要关注的。在古木县的案例中，农民遇到这样的统一性的力量，就变成了非常无力的群体。如果当时市场主体多一些，还有可供选择的途径，也许一部分农民就可能避免损失。

供销社曾经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否定的。早年供销社帮助乡民打开了一条出路，否则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板栗可以这么值钱，大家才有了后来做很多资源置换的基础。对照现在的农村电商，在古木县推农村电商全覆盖的时候，我对“全”这个字就比较谨慎。有的地方并不适合开站点。297个行政村，有的行政村原来没有电商点，村干部临时在自己家挂个牌子就说开通了。全覆盖也是想通过电商平台把农产品销出去，可是在我的调查中，结果是很差的。一斤板栗都没卖出去，这个公司也没再做了。

现在有一些电商平台做得挺好，我在书里写到古木县“淘乐”电商公司的失败，不是为了否定其他电商的发展。互联网+电商带动了很多地方的经济，盒马是另一种类型的助农平台，抖音上的一些短视频直播、东方甄选等直播平台，也是在尝试做，他们正确的一点在于先有市场，再有对应的供应链，农民也相对自由，选择跟谁合作都行，在自由市场下有灵活的操作方式。

不管谁来做，我觉得电商作为中间商，不要涉及垄断或者用“全覆盖”这样的话语，避免农民在议价的过程中力量被削弱。从供销社的历史来看，完全计划性的方式不太利于农民的活力，完全以市场经济逻辑来做，面对大资本，农民议价的能力也会变低。我认为比较好的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控，给农民空间，有政策导向和相应的保障。

第一财经：你写到从供销社主导的时代起，农民对体制化的交易方式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他会有一种应对方法。你是做人类学研究的，在书中也访谈了很多亲历者，写到了他们各自的做法。你觉得帮助农民更好应对风险可以做些什么？

张文潇：虽然不愿意这样归类，但农民确实是处在比较弱势的状态，但是如詹姆斯·斯科特说的那样，“弱者也有武器”，也会用一系列的方式去寻找突破的途径。在我所在的调研点，很多农民已经转向其他生产方式，年轻人不愿意再做板栗了。未来如果一直做，会有点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当然，不仅是因为板栗流通的风险大了，也有很多现代性的元素，比如城市有很多新奇的部分，有吸附力，让他们不想在农村待了。

但是有一个很深重的原因，目前的农产品经营，从板栗看来，保障性的措施很缺乏。比如书里写到小豆庄供销社最后巨亏500万元的案子，最让人感到歇斯底里的就是找不到责任主体。栗农和其他基层供销社及个人为了要回亏损，一直在试图抗争，但找不到责任人，连告谁都不知道。收栗子的人是供销社员工，供销社主任只是集体企业的代表，集体企业本身已经破产了。但事实上，过去大家一直分不清供销社是一个集体企业，还是国家在农村地区的一个垄断性的机构。

回头来看，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提醒农民，农民已经发声权很弱了，很大程度上需要提醒相应的国家机关、企业、平台的规定、约束或监管行为。比如打着助农旗号，到底在多大层面上真正助农了？商务部大力推广助农相关项目，也的确注资了很多，是想惠农，但有时候当电商这类平台出现异化的时候，可能这部分资本就转化为企业的利益了，他们真正惠农了吗？当报告提交上去的时候，里面的数字真实性如何？一定需要有一套政府监管机制作为保障。

另一方面，多引进一些市场主体，多引入一些竞争性的元素，激发当地市场的活力。要研究农产品的利润到底去哪了。古木板栗最初的市价才三四块钱一斤，摇身一变，到市场上能卖到十几块、二十几块一斤，可以通过一些良性的市场竞争设计，让中间商多少让出一部分利润给栗农。市场良性竞争的系统和氛围需要营造。

疫情对乡民的生活观、价值观改变很大

第一财经：你在后记里面写到自己调研过很多地方的农村，四川地震灾区的、内蒙古牧业地区的等等，他们都更多地需要我们站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情感的视角去想问题。你在古木县小豆庄供销社长大，对栗农和供销社工作的氛围有什么直观的感觉？

张文潇：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价值定位就叫“本地人的视角”，它是在强调，做一个研究项目或一份观察，如果以客观的专家学者身份进入，可能获得的信息未必是真实的。人类学的学科训练一直在让我尽量把专业的研究者身份拿掉，先去获得一手资料，再在学理上作出一定的探讨。

我从小就开始经历栗农和供销社的生活。爸妈是供销社职工，不太会去捡板栗。但我爷爷是地道的栗农，周末和寒暑假，我也会去捡板栗，但做得不太地道。捡板栗挺辛苦的，不断地弯腰、站起，手也会被扎到。我爷爷很有趣，他会给我“单独核算”，捡多少栗子卖钱归我，在这样的刺激之下，我去捡过几次，还是因为太累放弃了。

跟童年小伙伴们相比，我既是在乡土里面成长起来的，又跟乡土有点疏离，可能跟父母供销社职工的身份还有他们的教养方式有关。到写论文的时候，我重新去感受板栗农活的全过程，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理解这件事，构建这种感受。

扒栗子手扎刺这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小时候经常看我奶奶帮我爷爷挑手里的刺，爷爷这位老农民，双手布满老茧，还能扎很多刺。奶奶拿针一点一点想挑出来，爷爷不让，说越挑越往里长。我听到好多人都这样讲。一到秋天，我回乡去研究栗子，之前这种非常感性的片面感受就复现了，觉得栗子真不是个好东西，把人给扎成这样。我很关注这些细节，去各家农户看，只要在做板栗生产的，没有哪个农户的手是好的。十指连心，没有人能逃脱身体上的煎熬，每年都要面临这样西西弗斯式的过程，没办法还是要干。农民对板栗是爱得深沉，也深受其累。

我挺感谢故乡的，也挺感谢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享板栗之福、受板栗之苦的人们。他们这样一代代坚持下来，板栗才成为一个事业，成为古木的生计之本，城市人的零食来源。我觉得也呈现了农民有韧性的、对生活抱有希望的形象。

第一财经：古木县离京津都近，附近还有个矿区，据你观察，农民流出打工、做其他行当的情况如何？随着产业变化，大家的谋生选择有什么风潮？

张文潇：这个矿区比较兴盛是上世纪的事情了，本世纪已经逐渐衰落。古木县本地也有一些矿产资源，有人去做采矿工作。铁矿资源比较丰富，在山上刨着刨着怀疑是矿产，找探测机来探矿，可能真的就是可以开采的资源，有小矿主来买矿线，也有农民自己直接开采的。到2000年申奥成功之前，有过可以挣快钱的阶段，一度因为经济回报率更高，压制了板栗生产，人们都不种板栗去采矿了。

从申奥成功、强调环境和安全生产开始，没有资质的矿都被取缔了。青壮年很大一部分回归农业生产，也有到城市打工的。但据我观察，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我在书里分析了这个现象，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力度大，国家投入很多资源，开始搞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越来越好。相较于前几年，青壮劳动力在本地就业的可能性变多了。也有一部分人，渐渐在被城市选择甚至淘汰，他们也会回乡村，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来做。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疫情让乡民的生活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转变。之前大家觉得赚钱很重要，钱是衡量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但是当他们看到疫情之下城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就开始重新审视生活意义的问题了。很多人告诉我，去外地忙叨这么长时间，不受认可，自己的家还顾不上，日子过得没意思。到外地打工先要隔离几天，首先就是一种不被接纳的感觉，从直接的经济层面考量，古木县农民出去打工还是会经常回家看看的，出行限制使他们来回家里与京津的经济成本负担加重。

去年有个年轻的农民说，不想出去了，疫情来得最猛烈的时候，感觉哪都不安全，在村子里面一待，村门守好，疫情就进不来，村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永远饿不死，在外面如果被封控，就没有资金来源了，吃喝靠什么？还不如我在家更加踏实。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转向。

我也问自己，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乡民有可以后退的乡村，是永远的保障，通过城市化变成市民身份的农民还是非常少的。大部分还是在城市工作，生活留在乡村。我父母在供销社破产以后，自己做买卖，大部分时间是县城、镇上、小豆庄来回跑。我参加工作、有孩子以后，需要他们照应，我妹妹也在北京上大学了，他们就得牺牲一些个人的时间，来这边给我们助力。可是他们不愿意在城市，不愿意在北京，还是愿意回古木。

《栗子的故事：农产品流通体系转型的人类学研究》

张文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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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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